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南宋官窑青瓷印花龙纹洗局部
南宋修内司官窑，自其诞生以来，便是光震当世。时人盛赞其所烧青瓷“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澈，为世所珍”，一跃而成中国青瓷发展之新高峰。且更在之后的数百年流传过程中，风采愈加。集得三代皇室珍赏之光环，无数文人与鉴藏家之赞叹于己身，而至其自成典范，引得明清御窑厂几度追摹而终不能及。然虽官窑之器珍为名品，稀如晨星，传世弥久，其窑址却随着时光迁移，世事转换而逐渐掩入尘沙，不复见矣。这曾见载于无数文献，名烁三朝的修内司官窑，长久以来，一直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块空白。中华民国初年，世界范围内的中国陶瓷热潮进一步高涨，修内司官窑的遗址探寻，也开始进入群众视野，但一直以零丁线索为主，而无重大突破。建国后，南宋官窑的遗址探寻一直处于理论状态。直至八十年代乌龟山郊坛下官窑遗址被发现，随着郊坛下官窑窑址的发掘，修内司官窑的寻找，再度点燃。但由于窑址一直没能找到，使得学术界一度认为“修内司官窑”并不存在。九十年代中后期，由于天气以及地质等原因，凤凰山老虎洞一带偶然发现窑址遗存。之后由此展开的考古发掘与学术讨论，终使得“修内司官窑”这一历史谜团逐步的散去迷雾，展现在世人面前。本文据唐俊杰先生《修内司官窑之谜—老虎洞窑址的发现与发掘》文，将修内司官窑的发现始末，梳其脉络而分为六个部分，整理成文，辑得资料，以备读者之不虞。
一. 零星线索的发现
1.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开始系统寻找修内司官窑，并一度将乌龟山麓的郊坛下官窑误认为修内司。
2.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时任日本驻杭州总领事的日本学者米内山庸夫在凤凰山一带的报国寺、地藏殿等地，采集到大量的瓷片标本以及各类窑具，并据此认为修内司官窑就在凤凰山一带。
3.二十年代之后，距离凤凰山不远的乌龟山不断有瓷片及窑具发现，引起关注，各方各界有关人士纷纷来此考察采集。
二. 核心理论的成型
1.1930-1932年，原中央研究院周仁先生前后三次赴杭考察并试掘。且以此撰写了《发掘杭州南宋官窑报告书》，其认为“乌龟山官窑为内窑似无可疑”。这是关于南宋官窑的第一篇报告。
2.1940年，朱鸿达先生据其所在乌龟山采集的标本与窑具，编写出版了《修内司官窑图解》。
3.50年代初期，陈万里先生明确提出“郊坛下官窑旧址在杭州南郊乌龟山下，其产品以薄胎厚釉、黑胎或褐色胎为特征”，否定其乌龟山官窑即修内司官窑的观点。
三. 建国后的讨论
1.70年代初，曾有人在凤凰山下采集瓷片，据说其中既有灰胎和黑胎，厚釉和薄釉等各类标本，特征与乌龟山相类。并有人随后于地藏殿后边发现一件六支钉窑具6。
2.80年代之后，随着乌龟山窑址的发掘，人们开始怀疑修内司窑的存在，否定其存在成为一时主流。并衍生如下几类观点：
1-1 .沙孟海先生认为据文献所载，邵成章于建炎年间因弹劾大臣被高宗除名而一直流放外地，并未曾到过临安。因此，所谓的邵成章提举后苑和邵局之说并不符合历史。并且认为“修内司是机关，不是窑厂，青器窑才是窑厂”。
1-2 .朱伯谦先生结合考古发掘结果后，与沙孟海先生持相同意见。
1-3 .蔡合璧先生持与上相似看法，并认为宋官窑的三分法并不可靠：除了汝官窑与郊坛下官窑比较可信之外，其他官窑的存在问题还需商榷。
1-4 .赵世刚先生等则提出其宋代官窑的发展脉络为浙江余姚的越窑—河南汴京官窑—杭州郊坛下官窑。并无修内司官窑。
此外，亦有学者开始对“内窑”提出了新的诠释：
1-1 .阮平尔先生认为临安只存在一处官窑，即郊坛下官窑，文献中所称的“内窑”指为龙泉窑中生产黑胎青瓷的窑口，其性质属于“官搭民烧”。
1-2.王明海先生等认为郊坛下官窑窑址发现两类产品与两条龙窑，是以所谓“新窑”与“旧窑”可能是乌龟山同一地区所为。
1-3 .李刚先生则承认其“内窑”存在，但否认修内司官窑，其观点认为“修内司是官署，不可能设窑”。
但亦有一部分学者则肯定修内司官窑的存在，但对其所在地等具体问题，各方面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如：
1-1 .汪庆正先生坚信修内司官窑的存在，并明确提出“修内司官窑”与“郊坛下官窑”是前后相继关系的观点14。
1-2 .任世龙先生认为杭州凤凰山一带所出与市区建设中所发现的有底足包釉或底足露胎两类精美产品，其制作之精细略胜乌龟山窑，而与文献所记述的修内司窑颇为符合。
1-3 .袁南征先生肯定修内司官窑的存在，并认为文献所记述的郊坛下官窑比旧窑“大不侔矣”，是针对两窑产品品种、工艺的不同，以及郊坛下官窑生产粗瓷的情况所言。并非指两窑产品质量的不同。
1-4 .李辉柄先生认为修内司官窑产品即现今所谓的“传世哥窑”。
1-5 .李民举先生根据《中兴礼书》的相关记载，认为邵成章确实未到过临安，但邵局确为存在，不过邵成章乃为邵鄂之误，修内司官窑即在杭州万松岭以北原修内司旧址附近，为绍兴十六年前后在王晋锡掌领下为朝廷祭祀活动烧造祭器的窑场。
1-6 .沈岳明先生将南宋官窑与慈溪上林湖越窑中低岭头类型联系起来。他提出修内司官窑可能存在于越窑窑场中的观点。
四. 偶然的发现与全面的发掘
4.1996年春，杭州城凤凰山与九华山之间的山岙中，由于雨水冲刷，山岙西侧一条溪沟的两侧土层塌陷，大量黑胎瓷片与窑具暴露在外。
4-2.这一事件的发生引起了众多陶瓷爱好者的极大关注。最早发现该窑址的是华雨农先生与陈方晓先生。两位根据现场发现的瓷片和窑具，结合窑址所在的地理位置与文献记载，提出凤凰山发现的窑址就是修内司官窑。并于1997年12月，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了《南宋修内司官窑初论》20一文。文章还披露了其所发现有釉下褐彩“修内司”、“官窑”等字样的标本。但有学者对其真伪性表示怀疑。李刚先生则认为凤凰山窑正为元人孔齐所记载的“哥哥洞窑”（孔齐《静斋至正直记》）
4-3.1998年5月-12月，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对窑址北区进行第一次大规模考古发掘，获重大成果。并在《中国文物报》上刊发了简报。 简报称：
此次发掘面积约800平方米；发现元、南宋、北宋三个时期的地层叠压关系；清理龙窑一座，小型素烧炉三座及作坊遗址一处；并在窑址东部发现编号为H3的瓷片堆积坑，出土标本还原出众多器型。
此次简报认为“老虎洞南宋层窑址应为南宋叶寘《坦斋笔衡》所记的'内窑’，也即人们通常认为的修内司官窑。”并提出了该窑北宋末年即已存在，初烧越窑类型的产品。南宋定都杭州后为满足其宫廷用瓷的需要，选择此处烧造，始成官窑的发展脉络。
4-4.随后，杭州市举行了官窑专家座谈会，多位学者认为老虎洞窑址南宋层应该就是修内司官窑，少数学者则认为应对此窑址的定性持谨慎态度。并在会上就修内司官窑的具体问题产生了不同观点，如：
① .汪庆正先生认为老虎洞窑南宋层为修内司官窑确定无疑，并推测其置窑时间不会早于绍兴二十年，延烧至元代。
② .陆明华先生持相同观点，认为老虎洞窑南宋层为修内司官窑。
③ .李辉柄先生则认为老虎洞窑是乌龟山郊坛下官窑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在《中国文物报》上撰文。
五. 发掘后的整理、论证和研究
1.2001年6月，老虎洞窑址发掘工作全面结束，“老虎洞窑址考古发现专家论证会”在杭举行。会后形成的论证会意见中，绝大多数专家认为老虎洞南宋窑址即为文献中所载的修内司官窑26。但对老虎洞窑址的地层堆积分为南宋层、元下层、元上层的分期提出异议。
2.2002年10月，老虎洞窑址考古发掘简报正式发表，文中对原来的南宋、元下层、元上层的分期进行了修正，将元下层与南宋层进行了合并，认为同属修内司官窑。
3.简报发表后，随后举行了2002中国杭州南宋官窑老虎洞窑址国际研讨会。会上来自9个国家的110位专家学者就其官窑性质及其他问题进行了讨论，就老虎洞窑址南宋层即为文献所记述的修内司官窑这一关键性问题基本达成共识。并“对老虎洞窑的产品性质、烧造年代以及郊坛下官窑的代更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六. 修内司官窑学术意义上的最终确定
6.2006年11月，中国古陶瓷学会南京学会暨青瓷学术研讨会移师杭州。会上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就老虎洞窑址出土资料最新整理情况进行了通报，并披露了所发现的带有“修内司窑”铭款的荡箍。由此说明叶寘《坦斋笔衡》中关于南宋官窑的记载基本可信，南宋渡江后，于临安所建立的第一座官窑即“修内司窑”，亦即“内窑”。老虎洞窑址南宋层即为南宋修内司官窑，修内司官窑窑址的所在问题，终于此尘埃落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