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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瓷大美—风暴篇

2020-06-29  1165

何浩庄

 自2000年起一场由汝州张公巷刮起的争“官”风暴席卷中华大地,震撼了中国瓷坛,让众多中国陶瓷经典蒙羞,大有重写中国宋代陶瓷史之势。2004年5月,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古陶瓷学会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的“汝州张公巷窑、巩义黄冶窑考古新发现专家研讨会”(以下简称“张公巷窑专家研讨会”)将这场风暴演变成为风沙弥漫的特大风暴,大有遮天蔽日,地动山摇之势。一座经历九百余年,宋、元、明、清、民国各朝各代文献定案,号称《中国五大名窑》之一的北宋官窑,被这场风暴从汴州(汴京)吹到汝州,名不见经传的汝州张公巷窑堂而皇之摘得桂冠,坐上了北宋官窑的宝座。这场风暴吹得一批研究者迷茫,个别研究者转向,也令其故乡——开封(古汴京)后人中,少数喜爱,研究北宋官窑者放弃了文化自信,可谓狂矣!

 张公巷窑专家研讨会由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汪庆正先生做总结发言:“就张公巷窑发言讨论者有17位,一致认为今后要做好保护工作,尽量扩大挖掘面积,尽早申报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就张公巷窑是否为北宋官窑定性来说,有13位说是北宋官窑,也有说不一定是北宋官窑,还需进一步挖掘和研究。多数人同意这个序列:汝窑、张公巷窑(北宋官窑)、老虎洞修内司窑、郊坛下窑。”会上有没有持否定意见者,总结没有说明。由中国古陶瓷学会和汝州张公巷窑的发掘者——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的“张公巷窑专家研讨会”应该是权威的,可以信赖的。因而各种媒体闻风而动,争相撰文,报导铺天盖地:《北宋官窑极有可能在汝州》、《北宋官窑之谜基本揭开》两篇文章争先上报,可邀头功。《中国古陶瓷研究会》第九辑发表《汝州城内张公巷窑址》一文信誓旦旦指出:“张公巷窑确确实实是过去古陶瓷界认为不可能再现的北宋官窑。”从“极有可能”到“基本揭开”再到“确确实实”一个比一个肯定,一个比一个语出惊人。大会声言:要申报并力争评为全国2004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气魄之大,底气之足,风头之盛,令人刮目相看。一时间,北宋官窑在汝州好像已成铁案,不容争辩。

但好景不长,2005年,国家文物局、中国考古学会、中国文物报社联合评选的200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张公巷窑无缘金榜,名落孙山。2001年浙江省杭州市的文物考古工作者揭开了北宋官窑的姊妹窑——南宋修内司官窑的面纱,2002年6月被评为2001年度中国考古十大新发现,北宋官窑和南宋官窑在中国瓷坛地位同样显赫,甚至高于南宋官窑,审评者为何厚此薄彼?不被认同应是不争事实。榜上无名成了这场风暴的“定风丸”,风暴威力聚减。

 光阴如梭,转眼到了2010年。为庆祝故宫博物院八十五华诞,由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主办的“宋官窑及官窑制度国际学术研讨会”(以下简称“宋官窑学术研讨会”)于2010年9月26日至28日隆重召开。研讨会编撰《论文集》上、下两册,由故宫出版社出版。刊登论文43篇,论文涉及张公巷窑的有10篇。其中五篇由故宫博物院专家撰写,两篇由浙江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撰写,一篇由上海博物馆专家撰写,其余两篇分别由日本、韩国的古陶瓷研究者撰写。10篇文章对张公巷窑的断代、定性各有灼见:

 故宫博物院耿宝昌先生的《再议宋官窑青瓷》一文中写道:“……在河南省境内的张公巷、东沟、文庙、下马台、段店等地陆续有大量类似的汝窑器物残件出土……汪先生在世时曾将张公巷白胎青瓷定为北宋官窑,然而一部分考古专家却认为该窑址属于金元时期,两种观点有相当的差距。看来张公巷窑是否为北宋官窑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耿老发表在《南宋官窑文集》中的《臽议宋官窑青瓷》指出:“北宋官窑出自开封(汴京)还是有可能的,有待日后发现。”《臽议北宋官窑青瓷》和《再议宋官窑青瓷》一脉相承,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耿老的思路是:北宋官窑在开封还是有可能的。张公巷窑出土器物残件以及东沟、文庙、下马台、段店一样是一些类似汝窑器物的残件。对张公巷窑的定性还有待新的考古发现。

故宫博物院王丽英女士的《北宋官窑的思考》谈了她对诸多问题的思考。“文献所议两处南宋官窑均被考古发掘所证实。毋庸置疑,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的记载也是可信的真实的。”她对故宫博物院文保部测得院藏宋官窑瓷器中有“北方生产的”这一结论进行分析后得出:“它预示着北宋官窑的存在”的判断。王秘书长认为“更值得深思的是张公巷窑烧制的精美青瓷,不存在于清宫旧藏的官窑瓷器中令人费解。因此,对张公巷窑的烧制年代,窑业性质等问题,还有待于考古发掘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本人推论:北宋官窑很有可能建在距清凉寺汝窑不很远的地方。”

《宋代官窑的研究思路》明晰了故宫博物院李辉炳先生的研究思路:“张公巷窑的瓷器不符合宫中需要,……釉色豆绿色的居多。……裹足支烧者少,没有官窑的形体古朴端庄,气韵素雅,釉色滋润的风格。因此,它不是官窑,更不可能是所谓的北宋官窑。”在他看来:“北宋官窑,亦称‘汴京官窑’,既没有文献记载,又无窑址考古印证,而实为乌有。”

故宫博物院叶佩兰女士在《传世宋官窑的瓷器特征》一文中极力推崇宋人顾文荐的《负暄杂录》和叶寘的《坦斋笔衡》两部著作:“经过前人的研究与考察,结合现代考古发掘的新成果,都能与这两部宋人著作相印证。可见这两部著作具有很高的真实性和史料价值。”她认为徽宗皇帝“在都城附近设窑……也是符合情理的。”

故宫博物院吕成龙、丁银忠共同撰写《略谈宋代官窑瓷器研究中存在问题》一文,表明二人的共同观点:“总之,笔者认为,宋代官窑研究中诸多问题的最终解决,尚有待于今后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更多的发现,并借助于自然科学的手段。”

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唐俊杰先生发表题为《汝窑、张公巷窑与南宋官窑的比较——兼论张公巷窑的时代及性质》论文说:“从总体看来,张公巷窑青瓷产品具有较多宋、金时期的特征。”“张公巷窑不是北宋官窑,它是金海陵王为营建汴京而命汝州烧造瓷器的窑场。其时间约在金贞元年(1153)至正隆六年(1161)前后。”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沈岳明以《“官窑”三题》诠释官窑:“更有甚者,把宫廷用瓷都称为官窑,那是不正确的。官窑是一种专称,如果把宫廷用瓷都叫官窑,那么何来后世与官窑并称的汝、定等五大名窑呢?汝就是汝,官就是官,也不能称汝官。”“北宋官窑的情况尚未明朗。(笔者不同意张公巷窑址即北宋官窑一说。)”

《官窑相关问题再议》由上海博物馆陆明华提交研讨会。他指出:“现在对北宋官窑虽有否定呼声,但我认为,现在要否定它的存在依然不合适。因为如果没有北宋官窑的存在,就不会有宋、元文献的记载。不少事实证明,古代有关官瓷烧造的文献准确率较高。我认为文献中关于北宋官窑的记载看起来没有太大的漏洞,基本上应该是正确的。”“张公巷窑瓷器符合金代产品风格特征,也与南宋官窑瓷器十分接近。”“窑址第五层出土的正隆通宝钱币,应该说是此窑烧造于金代的有力证明。”论文透露“上海博物馆实验室研究员夏君定先生曾用热释光测定方法对张公巷窑出土青瓷标本进行测定,测定年代为金代。”陆明华先生的结论是:“张公巷窑烧制的年代只能是金代,不会晚至元代。这一窑场最有可能是金代官方窑场。”

韩国西江大学教授李喜宽先生的华章《北宋官窑与“京师”及“唯用汝器”——北宋官窑序说》明确地道出了这篇《序说》的目的:“本论文的目的在于揭示北宋官窑的所在地,实际上对一直否认北宋官窑位于汴京,认为北宋官窑在汝州的研究者的观点进行了反驳……笔者坚信北宋官窑位于汴京。”

日本大阪市东洋陶瓷美术馆伊藤郁太郎为研讨会带来了一篇题为《北宋官窑的谱系——关于汝州张公巷窑的诸多问题》的研究成果。“就张公巷窑烧造青瓷的年代,业界至今意见纷呈,从北宋末至金、元代各种说法不一。这是因为窑体目前尚未发现,而且也未发现能够断定其年代的决定性资料。因此,时至今日,能否将汝州张公巷窑认定为北宋官窑依然无法下定论。”他从史实考证出发,通过分析归纳推测“只有海陵王治世时期的可能性最大。”

笔者对上述10篇论文进行了简单梳理:对北宋官窑的存在仅有一人持否定态度。对北宋官窑的置窑地域见解则有所不同,认定北宋官窑在汴京的有三人,认为张公巷窑不可能是北宋官窑的有五人,认为有待深入研究的有三人,无人认定张公巷窑即是北宋官窑。

 两个研讨会,一个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国古陶瓷学会主办;一个由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主办。毫无疑问,主办者都是国内业界顶尖的权威机构。会议也都是国际性的学术会议。会议拒绝“庸才”,参与者都是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部分与会者参加了两次会议)规格之高,不逊于任何一届古陶瓷国际学术研讨会。两次研讨会相隔仅六年,对张公巷窑认识差异之大,令人不解,令人震惊。

如果说由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主办的研讨会论文,白纸黑字袒露在《论文集》中,无需疑惑。那么“张公巷窑专家研讨会”上专家的发言,半遮半掩,则让人顿生疑窦。

张公巷窑专家研讨会的总结发言没提到有持反面意见者。但从汝州朱文立先生的网站中我们听到了不同的声音: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教授秦大树在专家研讨会上发言说:“我认为张公巷窑址出土的器物应为金元时期,尽管我站出来反对定张公巷窑是汴京官窑感到孤立,根据有关文献考证,我还是坚持是金元时期的窑址。”秦教授的发言旗帜鲜明,铿锵有声,总结发言都不曾提及,能不令人起疑吗?

不解也好,起疑也罢,要解开这个谜团,正应中国一句古话:解铃还须系铃人。我们殷切盼望会议组织者坦坦荡荡,披露更为详尽的专家发言记录,解疑释惑。

在会议的组织者未给予澄清之前,笔者从伊藤郁太郎的一次发言和两篇论文中似乎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伊藤君是两次研讨会的参与者和鉴证者,又是“2005——2008年度日本政府科学研究赞助经费基础研究(B)《中国北宋官窑青瓷研究》和“日本2010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基础研究”(B)《宋代官窑青瓷的谱系》研究人员的代表者。两次国家科技经费资助其团队对“宋代官窑青瓷”进行专题研究”,历时五年,研究成果值得我们特别关注。伊藤先生对宋官窑研究的不断深入,对张公巷的解读也在不断变化。

伊藤先生回忆说:他是在2001年“汝州年会暨汝瓷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初识张公巷出土“精美青瓷片的”。“上海博物馆的汪庆正先生在会上发言,提出这在汝州市内发现的新窑也许就是文献记载中的北宋官窑,当时尚无张公巷窑的名称。”①

2004年5月,“张公巷窑专家研讨会”召开。据赵青云专家透露:在会议参观考查窑址现场期间,汪庆正会长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原来认为张公巷窑是一处重要的考古发现,它对于探索北宋官窑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现在我认为把张公巷窑定为北宋官窑,我更有信心了。”②考查后转入研讨,“张公巷窑即北宋官窑说”成了会议的主旋律。朱文立的网页上有伊藤的发言摘要:“2001年我看(张公巷窑瓷片)时,就断定至少是金代以前的。如果说是官窑瓷器,只有北宋才有,不可能是金官窑,金皇帝没有这个品位。张公巷窑是汴京官窑这个结论是非常肯定的。”2008年6月《汝窑与张公巷窑出土瓷器》一书出版,选印了伊藤君论文《试论汝州张公巷窑的活动年代》。这篇文章系2005—2008年度日本政府科学研究赞助经费基础研究(B)《中国“北宋官窑”青瓷研究》研究成果的一部分。伊藤先生在这篇论文里通过对年代推定,式样考查,与高丽青瓷的关系,宋徽宗的审美意识等多方位论证,把四年前的发言做了修正:“存在分歧的是张公巷窑的烧制年代,大多数学者认为其应为北宋末年,而一部分研究者则认为是金、元代的仿汝窑或仿官窑产品。虽然持北宋末年观点者居多,然距下结论为时尚早。”又过两年,2010年9月宋官窑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伊藤《北宋官窑谱系——关于汝州张公巷窑的诸多问题》论文面世。这篇文章是日本政府2010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基础研究(B)《宋代官窑青瓷的谱系》的研究成果之一。成果表明作者对张公巷窑又有新的认知:“……将张公巷窑等同于北宋官窑是很困难了。但是可以得出,汝州张公巷作为金代烧造青瓷的官窑的可能性就变得非常大。……只有海陵王治世时期的可能性最大。”时隔六年,伊藤君对张公巷窑的认识由“不可能是金代的……张公巷窑是汴京官窑这个结论是非常肯定的。”到六年后,“只有海陵王(金)治世时期的可能性最大。……将张公巷窑等同于北宋官窑是很困难了。”短短六年180度大转变出自一个用国家科学研究经费,从事专项课题研究学者的言谈笔端,犹如天方夜谭,难以置信。

伊藤君2001年初见张公巷窑出土瓷片,到2004年5月会议期间,手头无有张公巷窑的资料实物可考可研,他是在“张公巷窑即北宋官窑”会议主旋律的支配下,带着初浅的感性认识仓促上阵,即兴发言,有失有误,在所难免。参加2010年会议的伊藤胸有五年专题研究成果,手握论文有备而来,结论与初识迥然不同,是认真考证、去伪存真结出的硕果。

伊藤君对北宋官窑所在地的认知与汪庆正先生背道而驰:汪庆正自1987年至2000年发表四篇与北宋官窑有关的文章。他旁征博引,力挺顾文荐、叶寊“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的记述。并强调:“在没有十分确切的证据可以否定上述二书的可靠性以前,我们研究宋代官窑的历史,不应该排除这些记载。”2000年张公巷窑遗址发现后,汪先生改变了固有看法,首先提出:“在汝州市内发现的新窑(指张公巷窑)也许就是文献记载中的北宋官窑。”接着又在不同场合发表了如下看法:“我认为把张公巷窑定为北宋官窑,我更有信心了。”“多数人同意这个序列:汝窑、张公巷窑(北宋官窑)、老虎洞修内司窑、郊坛下窑。”汪先生步步深入地把张公巷窑推上了北宋官窑的宝座。但汪先生并没有提出十分确切的,可以否定上述二书可靠性的证据,却排除了这些记载。

令人不解的是汪先生2005年供稿,2006年由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陶瓷钱币碑帖研究》一书中,上述四篇认定北宋官窑在开封的文章全部收录。全书共收录28篇有关陶瓷的著作,没有一篇提及张公巷窑,令人颇感意外。一般情况下,作者自己认为所写论文有谬误的地方便不会再次将原文一字不动的发表。即使再次原文发展也应指出谬误之处,新的认知是什么?哪怕只给最简的表白也好。但是在这本文集中无处寻觅。《中国陶瓷钱币碑帖研究》一书的序中对文集大加褒奖:“(文集)不仅作为汪先生的学术成就,而且可视作几十年来中国文物界的多项前沿成果”。文集刚刚出版,中国古陶瓷学会就破天荒决定:“由学会出资购买汪庆正先生《中国陶瓷钱币碑帖研究》专著,向全体会员各赠送一册。”赠书通知说:“汪庆正会长是闻名海内外的文博专家。他对中国古陶瓷有系统、深入和突破性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他在瓷器鉴定方面造诣颇高,在海内外、陶瓷界享有声誉。”

一方面是汪庆正在2000年以后,为给张公巷窑戴上北宋官窑的桂冠多方努力。另一方面是2006年文集出版方和有关论著,针锋相对,形成对持。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笔者身临“大宋官窑门”的漩涡中不能自拔。仍然深信:北宋官窑在汴京,张公巷只能认祖归宗在汝窑的家庙之中。

在张公巷窑专家研讨会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孙新民所长“向专家报告大会筹备情况”③的报告中,我们得到了另外一些信息,或可解会议之惑。孙所长说:“今年二月,我所与中国古陶瓷学会和省文物局确定召开这次会议时,只寄希望张公巷窑能出土十一、二件可复原器物,给予(与)会专家有所交代也就满足了。直到今年三月中旬发出第一轮邀请的时候,还仅出土一些残碎青瓷片,我们仍然心里没底。庆幸得很,在三月下旬郭木森先生在发掘工地报捷,说出土了一批完整和可修复的青瓷器,我这颗悬着的心才落了地。”短短的几句话道出了会议的筹备工作是多么地仓促,多么地草率,组织者对会议的召开多么地迫不及待!又是多么地心悬!会议的组织者尚且如此“没底”、“心悬”,与会者的尴尬程度可想而知。三月中旬仅有一些残碎青瓷片,三月下旬才有了一批完整和可修复的青瓷器,会议于五月中旬末召开。应该说与会专家在这段时间里都无缘目睹芳容。会议开幕后专家们才一瞻真颜。在短短的三天会议期(请注意:本次会议有两个议题,另外还考查了修武县当阳峪窑址占去六小时④,再除去开幕式、闭幕式领导讲话,会议总结发言等所占用的时间,留给张公巷窑的时间就很有限了。)要考查,要识瓷,要思考,要讨论,要否定文献,还要定性,处境窘迫,不易处理,专家们能不尴尬吗?笔者说专家发言是“仓促上阵”、“即兴发言”实在有点高抬。在有限的时间里,没有史料可考,仅见到为数不多的出土物。连窑炉在何方都不知晓的情况下,13位与会专家即席定性张公巷窑为北宋官窑,硬给其带上一顶金灿灿的皇冠。能让人信服吗?自己信服吗?

“汝州年会”和“汝州张公巷窑专家研讨会”期间,专家、学者对张公巷窑的认识还处于初识阶段,朦胧之中,他们被两次“北宋官窑说”固化了思维。站在张公巷窑遗址,不由自主地穿越时空,误入了北宋王朝的艺术王国的幻境之中。“北宋官窑说”出自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之口,作为专家型会长话语的分量,影响无法评估。但对会议风向的影响不能小觎。“先入为主”这一千年古训,是不是这次会议的宗旨?

在《宋官窑学术研讨会》上,王丽英秘书长提出一个非常尖锐,非常务实的问题:“张公巷烧制的精美青瓷,不存在于清宫旧藏的官窑瓷器中令人费解。”历代官窑瓷器清宫都有收藏,连越、汝、钧、定、哥、耀州、龙泉这些名窑也一个不缺,为什么单单缺少张公巷窑呢?答案只能有一个:张公巷青瓷根本没进过宫门,更不可能是名声显赫的北宋官窑。

中国的有关文献对一些不大知名的小窑也多有记载,但张公巷窑却无一字记录,文献不载,县志应该有所记录吧,要知道向宫廷贡瓷是地方的荣耀,是地方官员的政绩,升迁的重要筹码,但时至今日,汝州方面也没有找出只字片文。故宫无收藏,文献无记载,县志无炫耀,张公巷要戴北宋官窑桂冠,那是永远办不到的事。

不破不立,破旧才能立新。只有证实文献记载有误,北宋汴京官窑原本就不存在,否则定张公巷窑为北宋官窑的立论就不能成立。

顾文荐、叶寘两位南宋人记述宋代官窑的文献,由于郊坛下、修内司窑相继被发现定性,文献的可信度大为提高,已被大多数专家、学者认同。但宋官窑学术讨论会上有专家以宋时汴京没有烧瓷的自然条件为由,否定汴京官窑的存在,支撑“京师指代朝廷说。”

宋时京都汴京有一百四十多万人口,繁华盖世,水丰山少,缺柴少煤,自然条件确实不足。但汴京人从来不缺魄力和意志。

君知否?一座占地六十五公顷括天下之美,揽古今之胜的皇家园林——艮岳中的一石一峰,大都由南方运抵汴京。其中许多峰石高数丈,载以大舟,挽以千夫,凿河拆桥,铺路毁城,数月乃至。工程浩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与之相比,一座仅为皇家生产瓷器的小窑用物几何?山岳既起,窑炉何难?

君知否?北宋修内司掌管东、西窑务,为宫廷制作砖瓦,瓶罐之类,所需陶土,燃料用量大得惊人。有资料说,北宋修内司主管的东、西窑务每岁用柴60万车,与石炭兼用。60万车的柴与石炭兼用,估计100万车也不为过。如再计算上陶土原料,距300万车也不会太远。官窑所需陶土、燃料、和东、西窑务所用陶土、燃料之量比,犹如皇宫能容万人的大庆殿上的一块砖和庞大的大庆殿之比。大厦已立,区区一块砖又何足挂齿!

君知否?祥符元年(1008)正月,缺薪烧炭为生的京师数十万家庭,因缺炭生计艰难。真宗令三司于年支外,再购50万秤(斤十为之衡、衡有半谓之秤)于400里外的沁阳搬运赴京。解决京师居民用炭问题。皇家为市民解决燃眉之急可一次运炭50万秤,为皇家的窑炉运一些陶土、柴碳会是难事吗?

君知否?明代人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记载:“凡白土曰垩土,为陶家精美器用。中国出惟五六处,北则真定、定州、平凉、华亭、太原、平定、开封、禹州;南则泉郡、德化(土出永定,窑在德化)、徽郡、婺源、祁门。” 据今开封县文化局局长李凤有讲,他参加了陈留镇(属开封县管辖,距市区20公里)矿源考查,发现两种瓷土:一种叫白善石,一种叫黄镐泥,矿脉很长,蕴量丰富。埋藏在地下数公尺处,距地表最近处仅三公尺。古有文献,今有官方考证,当不虚言。文献记东窑(也称董窑)就置窑这片沃土。《格古要论》说哥窑“色好者类董窑”。可见东窑器的精美不亚于哥窑。北宋末年诗人张耒有诗为证:“碧玉琢成器,知是东窑瓷。”东窑是民办窑场,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都无法与官办窑场匹敌,东窑尚且能生、能立,官窑为何不能风华盖世,引领风骚!

看来说汴京没有烧造瓷器的自然条件也不完全正确、属实。即便宋时汴京没有烧造陶瓷的自然条件,凭宋人南山北移之精神,魄力,皇家的人力、物力、财力也并非难事。

持“京师指代朝廷”说者还有更骇人听闻之语:“北宋官窑,亦称汴京官窑,既没有文献记载,又无窑址考古印证,而实为乌有。”

“没有文献记载”实在不值一驳,凡对宋官窑稍有研究的人都不会认同。南宋人叶寘的《坦斋笔衡》、顾文荐的《负暄杂录》对北宋官窑的记述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研究宋官窑的专家、学者,甚至爱好者大多都能背诵,怎么能视而不见!如若说叶、顾二人都是民间文人,并不可信,不屑一顾。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宋史·职官志》的记载:徽宗宣和五年(1124)诏罢营缮所后,将作监就管辖十个单位,即:修内司、东西八作,竹木务、事材场、麥  场、窑务、丹粉所、作坊、物料库第三界、退料场、簾箔场。其中,明确规定'窑务'的职责是:“掌陶为砖瓦,以给缮营及缸缶之器。”《宋会要辑稿》中“食货·五十五·窑务”条记:“大中祥符二年复置东窑务,……所有匠有瓦匠、砖匠、装窑匠、火色匠、粘较匠、鸠兽匠、青作匠、积匠、合药匠……二月兴工,十月作罢。”《梦梁录》卷九内诸司条中:“八作司、修内司、御前司、内辖司、东西库、南北库、甲仗库、法物库、内司纲房、青器窑、内司备用库”。《宋史》为正史,正史和文人记事(野史)共同印证了“东西窑务”、“青作匠”、“青器窑”的存在,还有何种理由不认同“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记述的正确性呢?

金元时期战乱不断,有关陶瓷的文献资料难以寻觅。明清两代社会相对安定,陶瓷专著、杂录、科技典籍目不暇接。明代张谦德的《瓶花谱》、《茶经》,沈德符的《敞帚斋余谈》,顾启元的《说略》,方以智的《物理小识》,张应文的《清秘藏》,谷应泰的《博物要览》、田艺蘅的《留青日札》、王世懋的《窥天外乘》、董其昌的《骨董十八说》、高濂的《燕闲清赏笺》、《遵生八笺》、吕震的《宣德鼎彝谱》,徐应秋的《玉艺堂谈荟》,谢肇淛的《五杂俎》,袁宏道的《瓶史》,屠隆的《考槃馀事》,陈继儒的《妮古录》。清代唐铨衡的《文房肆考》,寂园叟的《陶雅》,朱琰的《陶说》,王棠的《燕在阁知新录》,叶梦珠的《阅世编》、许之衡的《饮流斋说瓷》,张道超的《欲寡过斋杂笔》、梁同书的《古铜瓷器考》,蓝浦的《景德镇陶录》及不知作者姓名的《古今瓷器流源考》等几十部著作都对北宋官窑有过记载,“没有文献记载”论者,作为中国古陶瓷学会的官员、资深古陶瓷专家对上述这些著作应不陌生,却视而不见,笔者颇为诧异。

古代的许多事物被时光尘封在地下,长眠无语。在考古发掘中重见天日也时有发生。杭州修内司官窑未发现前一直是个迷,招至一些权威人士的否定。“南宋官窑窑址应该只有凤凰山南麓郊坛左右一个地带,别无所谓修内司官窑的存在。”持这一观点者引经据典,宏篇大论,声势夺人。1996年两位收藏家在杭州凤凰山、万松岭一带发现了修内司官窑遗迹的消息突降中华大地,引起了收藏、考古、文博界的极大重视。自1996年11月至2001年3月,经三次考古发掘,慎重论证后,老虎洞修内司官窑遗址被认定,终结了对叶寘、顾文荐有关南宋修内司官窑记述的质疑。南宋修内司官窑风波和北宋官窑风暴何其相似。谁又敢说北宋汴京官窑不会金身重现,光耀环宇?前车之鉴,不可重蹈!

南宋修内司官窑是幸运者,被尘封几百年后重返人间,被视为国宝,倍受呵护。北宋官窑就不那么幸运了。自金到民国的七百多年间,黄河决口338次,开封城15次被困,4次被淹。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开封城被大水淹城近八个月。城内大水汹涌,水深丈余,庐舍漂没,浮尸相触。一切“俱化为黄沙白草”。几经水患,昔日世界第一大都市已被埋于地下七八米之深处。面对毁灭性的天灾人祸的肆虐,开封人战天斗地从未低头,一次次毁灭一次次重建,为开封市留下了地上地下城摞城的惊世奇观。现今黄河开封段河床比开封地平面高出四五米,最高达十米之上。故开封地下水位特高,下挖一米即能出水,再向下挖地下水仿佛就要喷射出来,给发掘工作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今天宋代皇宫尚且不能重见天日,不知还要沉睡多久,北宋官窑只好作陪,很难超越宋皇宫再现金身。世间事物有些古怪:越是难觅,越觉珍贵,越觉禅机四伏……

两会后,张公巷风暴力竭风止,中华瓷坛更趋于理性。笔者竖信有关北宋官窑文献记述的可信性,坚持北宋官窑在汴京论的正确性!

“众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但求天随人愿。

①《宋代官窑及官窑制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35页。

②《第三届中国收藏文化(开封论坛)论文集》16页。

③《中国古陶瓷学会通讯》56期51页。

④《中国古陶瓷学会通讯》56期62页。